不论是东方哲人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还是西方思想者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都提醒我们，语言对人类互相理解尤为重要。在图像、视频的时代，线上隔空交流便利，但如果缺乏对文字、词语足够精准的掌握，误解则易频繁发生。高质量的辞书编纂，无疑是必不可少。
《编舟记》动画版截图
日本当代小说家三浦紫苑有一部以辞书编纂为主题的小说《编舟记》，被引进中文出版，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口碑甚高。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部叫《大渡海》的大型辞书。其主编、语言学者松本先生，将辞书比喻成“跨越浩瀚无垠语言之海的一叶扁舟”：人们乘着词典这一扁舟，寻找、使用最合适的字词言语，表达自我，也感受别人。编纂辞书，正是为了构筑一个彼此互相理解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字形音义收录最完备的一部大型汉语字典”
第一版于1975年启动编纂
2023年3月10日，国家“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修订启动暨高端学术咨询会在成都召开。会上宣读了立项通知书，通报了修订工程组织情况和年度工作计划。会议指出，新时代全面修订《汉语大字典》，是用汉字讲好中国故事的源头工程，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汉语大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字形音义收录最完备的一部大型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第一版于1975年启动编纂，由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四川大学教授徐中舒担任主编，武汉大学李格非教授、四川大学赵振铎教授任常务副主编，四川和湖北两省30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编写完成。1999年启动第二版修订，2010年出版。本轮第三版修订已纳入《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是交由地方牵头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项目。
《汉语大字典》第一版合集
这是怎样的一本字典？一本大型辞书的编写、出版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每个人，至少小时候，都有查字典或词典，受益于辞书的经验。但我们或许并没有仔细想过，像《汉语大字典》这样的字典，是怎么编成的？那些字、词条、解释，是怎么确定的？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出版该字典的出版社之一四川辞书出版社，对参与《汉语大字典》首版、第二版编辑、出版相关事宜的专家人士采访。
《汉语大字典》第一版八卷本
首版花费15年第二版修订又用11年
业内人士：“最难排的字典之一”
首版《汉语大字典》从1975年工作启动到1990年八卷本出齐，历时15年。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联合推出。全书收录汉字楷书字头54000余个，古文字形体80000余个，是当时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音义最全的大型汉语字典，它的问世，一举结束了我国“大国家、小字典”的历史，被称为“共和国的《康熙字典》”。
这部字典出版后，为满足不同读者的使用需求，两家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缩印本、三卷本、简编本、袖珍本等不同的版本，对发现的问题和讹误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修订工作于1999年启动，经过11年的磨砺，第二版在2010年正式出版。
为何修订一部辞书要花如此长时间?因为第二版除内容上改正首版错误和作提高性修改外，为适应数字化发展需要，把首版的铅排改为激光照排，光是完成这一任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第二版收汉语单字6万多个，要造出6万多个字形标准的汉字新字形宋体字供电脑照排使用，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担任第二版《汉语大字典》修订工作的业务负责人、四川辞书出版原总编辑冷玉龙说。
在中国出版发展史上，人们不得不提到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统，它是中国出版史上告别铅与火、从传统活字印刷时代迈入电脑排版数字化时代的一大功臣。而北大方正的这套排版系统又离不开电脑字库的支撑，收字6万的北大《方正超大字符集》正是采用的第二版《汉语大字典》所提供的字模。“第二版收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形体8万余个，要把这些字全部修描变为精度很高、能供电脑排版使用的古文字，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程。方正字模部的技术人员和四川辞书出版社的编审人员携手并肩，共同努力完成了这项工作。”冷玉龙说。
《汉语大字典》第一版所用铜模（四川辞书出版社供图）
正因如此，在该书参评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推荐材料上，有专家这样写道：“《汉语大字典》不说是世界上最难排的字典，也至少是最难排的字典之一。它把一部大型字书从铅排变为电脑照排，为将来大型辞书的修订更新和整个书籍出版工作打下了电脑排版数字化基础，仅凭这一点，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由于第二版《汉语大字典》实现了大型字书内容与形式的与时俱进，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语言文字规范以及汉语言文字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囊括了两项国家级大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和“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在四川辞书出版社的办公区显眼位置，首版八卷本和第二版九卷本《汉语大字典》摆列得整整齐齐。称这套书是该社“立社之书”，毫不夸张。“四川辞书出版社和当时的湖北辞书出版社（今崇文书局）就是因为这部字典而成立的。”现任辞书出版社总编辑的王祝英对封面新闻记者回忆说。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九卷本
辞书被人信任的根基何在？
“热爱的从业者甘心几十年坐冷板凳，发挥工匠精神”
在互联网让信息查询变得轻便简省的年代，在人们忙于不停地创造一个个“新词”的年代，动辄花费十几年以上时间去编写一套看起来笨重的辞书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都高度信任字典或词典解释的准确性，这种确定性值得信任的根基何在？在位于成都三色路的办公室里，四川辞书出版社总编辑王祝英向记者介绍了《汉语大字典》首版编纂的大概流程：“首先是确定体例、编写细则和样稿。在进行广泛的资料收集基础上，做资料卡片，确定收录的字头。然后进入试编阶段，根据试编情况进一步完善体例、细则。之后正式进入编写阶段，在楷书字头下附列古文字字形，并解形（对古文字形体作解释）、注音、释义、配例，此步骤是任务最繁重、费时耗力最多的一个环节，涉及到查阅大量的古籍文献等相关资料。初稿编写工作完成后，编写人员间对编稿进行相互审阅，之后交编写组负责人审核，最后由常务副主编或其委托的编纂处业务负责人定稿。疑难问题要交学术委员会审定。在定稿正式付印之前，还需要校对、读清样。一般大型字典的校对远远不止三次，甚至可能多到八次甚至十次，这也是保证字典质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王祝英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的修订出版工作，近年组织出版了《殷墟甲骨文辞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字形全谱》等重点工具书。“我的体会是做大中型辞书需要规划好，需要静下来、慢下来，急功近利是没法做好的。很多有价值的辞书从编纂到出版都需要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作者和编辑都需要坐冷板凳，发挥工匠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出精品，传之久远。”
《汉语大字典》袖珍本第二版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修订工作业务负责人冷玉龙：
仿佛这一生就是为辞书而活
在字典冷静的外表下，掩盖着一个一个编纂者火热、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心。原来简练的字条背后，凝聚着如此千锤百炼的心血和智慧。
小说《编舟记》中，一家出版社的老中青三代编辑接力，与一位学者主编共同完成一部中型日语词典，花费了15年。在四川，也有一些人，也是花费人生最宝贵的几十年青春岁月，陪伴了一部字典的诞生，上演了真人现实版的“川版《编舟记》”。
1975年，作为一项被寄予厚望的国家级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编纂项目在四川、湖北两省启动。刚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冷玉龙，还没正式踏出学校大门，就被选中留校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当时跟他一起留校专门做这个工作的同学有20人。其中10人被留在校本部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另外10人到了川大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当时有人称他们这批大学一毕业就参与编写的年轻人为“专门为《汉语大字典》炒的一盘菜”。
查资料、编卡片，很苦。当时还没有普及电脑，一切都是手工操作。对于当时才21岁的冷玉龙来说，难免显得枯燥。但责任心还是有，“毕竟是自己的一份工作。”冷玉龙的思绪回到40多年前，“当时的编写成员，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实习研究员，大概20多个人，都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当时那个大办公室是川师校图书馆专门为编写组腾出来的一个大阅览室。大家就坐在那里集中精力，埋头苦干。”
1980年汉语大字典第二编写组全体人员合影（后排右起第三人是冷玉龙）图片由冷玉龙提供
长年累月，坐冷板凳，慢慢的，感觉来了。越往深处走，冷玉龙发现，编写字典虽然枯燥，但也不乏乐趣。冷玉龙有一段时间负责编写化学元素字。“我又不是学化学的。很多知识就得去请教化学方面的专家。专门跑到化学教授家里请教，还到图书馆去找书看，这样才能保证编稿在化学常识上不出问题。写稿后给化学教授看，让其把关。”后来稿子送到川师大编写组组长冉友侨教授处审读时，冉教授非常满意。在路上遇到冷玉龙，高兴地说：“玉龙同志，你的稿子编得很好啊。”
听到这样的夸奖，冷玉龙高兴极了。冉教授是《汉语大字典》四位副主编之一（赵振铎教授的师兄），治学严谨，有典型的章黄学派风格，从不轻易夸奖一个人，而冷玉龙得到了他的肯定，能不高兴吗？此外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和一段插曲。冷玉龙说：“刚开始时，由于我的编写资料卡片做得不好，受到了冉老师批评，我还不服，顶过嘴，气得老师离开了办公室。从此我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这个枯燥乏味的工作不适合我，有过另寻门路的想法，最后经过一番斗争，还是坚持下来了。谁知埋头苦干几年，稍有一点进步，老师竟如此肯定。后来在成都锦江宾馆开川、鄂两省编写工作会，冉教授派我参会，并代表大字典川二组作大会发言。真的，我有点受宠若惊，没想到自己一个小不点儿会受到如此重视。”
让冷玉龙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是他到人大校园全日制进修学习编字典那一年。那是1983年，在川师编写组的部分工作即将完成时，冷玉龙和另一位同学被抽调到汉语大字典编纂处（附设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在工作前，被组织派到中国人民大学词典编辑进修班学习。这是为完成国家辞书编纂规划任务，当时的文化部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共同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一个词典专业进修班。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先生在上课时讲的一番话，彻底点醒了他，促使他坚定了职业信心。“陈先生说，编字典、审字典这活儿，苦啊！那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有的人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一生。没有一点圣人精神是做不到的。原来被我认为枯燥乏味的工作被评价这么高，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当时全国有20多人参加这个班，四川有两个名额，冷玉龙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次殊为难得的学习良机。当时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室里上课，授课老师都是语言学界、辞书学界或出版界的顶级专家。课程安排得很丰富。词典学是人大胡明扬教授授课，文字学是北大曹先擢教授授课，音韵学由北大陈复华教授授课，北师大许嘉璐教授上训诂课。王力、阴法鲁、吴小如、姜亮夫、陈原等一流学者都来上过课。
从北京回来后，冷玉龙就在汉语大字典编纂处从事辞书编审工作，后来在大字典编纂处基础上成立了四川辞书出版社，他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冷玉龙从一名普通的辞书编写人员成长为编写骨干，成为专业的辞书编审，成为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后来成为第二版《汉语大字典》修订工作的业务负责人，并一度担任四川辞书出版社总编辑。
四川辞书出版社获得的奖状
冷玉龙的成长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群川版《编舟记》主人翁的缩影。照他自己的话说，“自己之所以能从辞书界的一个小不点儿走到今天，除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外，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在辞书编审过程中与十多位教授一起摸爬滚打十多年，要想不进步都难。从21岁到60岁退休，一直从事辞书工作，仿佛这一生就是为辞书而活。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在四川不止一个，他们把自己的黄金年华甚至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文化事业。如我的同事帅初阳、吴继琼、罗韵希、张企予等，都是如此。”
一辈子基本上就耗在一部书上，这样值吗？冷玉龙觉得是值的。虽然大家多年的付出最后只出了一部书，但成果出来之后，那种收获感、成就感和喜悦感是做别的书难以比拟的。“而且，如果把时光拉长一点，多年以后，在很多书都缺少价值或没有价值的时候，也许这部精心编纂的辞书还在发挥作用。”
在小说《编舟记》中，《大渡海》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除了要纂集词语、核查出处、检阅释义外，还在不停与曙光造纸公司商讨改良《大渡海》的用纸。“你瞧，翻页的时候，会有种纸张吸附到手指上的感觉吧！尽管如此，页与页之间却不会黏在一起，从而出现同时翻起好几页的情况。”当历时十五年的编纂工作终以物质实体的形式出现在面前，拿着样书的主角马缔光眼角泛起了泪花。
一代有一代之辞书
“公路一通车，养护工作就马上开始了”
1975年，《汉语大字典》编纂工程启动，四川、湖北各有一位常务副主编主持编写工作。赵振铎教授就是四川方面的常务副主编。赵振铎教授今年已94岁，在为《汉语大字典》奉献心血的老一辈学者中，他是目前还健在的极少数人之一，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副主编。因为身体原因，他已不便接受采访。
赵振铎教授是著名语言学家，在文字、音韵、训诂、汉语史、辞书学、文献学等领域成就卓著，是当代辞书学理论与实践并擅的学界大家。2006年，获得了首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赵振铎的弟子、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汪启明，继承了恩师的事业。汪启明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修订的编委之一、其中第19册的主编。同时他也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修订工作。
辞书编撰是一项高度精细化、高度繁难、高度寂寞的工作。汪启明对封面新闻记者说：“首先你要淡泊名利，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第二，没有足够的水平还真做不了。”
编字典涉及到大量的文献查证工作。比如要对《通用规范汉字表》进行逐字研究，对《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进行逐一核对，对不同版本的文献作校勘斟酌。很多时候因为一个字的解释，要查很多资料；确定一个义项的分合、排序的先后，要费很大劲。有时涉及到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可能写一篇论文都不一定搞定。比如说，一个字，可能所有的工具书上都没有解释。那怎么办？可能它是另外一个字的异体字，就要翻阅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又比如，一个字的用例，要用最早的，这就是辞书学界所称的“始见书”。
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就要查。一个字或词条的背后，凝聚了很多心血，但体现出来的只是一段简短的文字。“就算你付出很多，你都无法说这个字是你编的。因为尽管这个字或词的解释是你自己编的，但字典编纂需要过很多道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完全是个人成果。”汪启明说。
辞书编纂是一门科学，和一般图书不同，辞书强调语言的简洁准确和知识的高度浓缩。一个学者穷尽毕生精力研究一个课题，写出专著可能几百上千页，但在辞书中往往只有几十几百字的一个条目。读者看到的只是纸面上那一个个字，背后繁难的编写过程无法体现，编者的艰辛付出也鲜为人知。专职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的学者，曾经在评职称方面还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有人认为编字典是“编”，不是“著”，创造性分量少，工作量不算科研成果。“后来这种情况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专门下文解决了这个问题。”王祝英透露。
一部辞书的编纂，尤其是大型辞书，需要很多人付出多年艰辛的劳动才能完成。但不得不说，无论付出再大的努力，编好就完全不需修改的辞书是不存在的。没有十全十美的辞书，只有不断完善的辞书。毕竟人是有限的存在，语言既有稳定性，也会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一部辞书是一个生命体，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需要定期修订，以帮助人们获得理解世界的更多视角。赵振铎先生说过，“字典诞生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它的修订工作就要开始了”。他还将字典的修订工作比作公路的养护工程，“公路一通车，养护工作就马上开始了”。
（原题为《汉语大字典》第三版修订在成都启动！来了解字典背后“川版《编舟记》”来源 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